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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来历  

2011-02-01 10:37:01|  分类: 传统文化与当代中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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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来历

——从孔子人生轨迹审视儒学(之三)

孔子不愧是语言大师,将简单的“君臣父子”四个字重复叠摞,竟产生了令人惊诧的结果:不仅道出了皇权至上的儒学精髓,勾划出宝塔形等级社会的框架,以最高统治者为金顶的社会结构,也生灵活现地跃然于世。这不仅成为儒学的纲领,更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更移的、千古不变的教条。自古至今,只要出生在中国,就得一无例外地戴上这一精神枷锁。入之愈深,见之愈奇,从背景处着手,将奇景异色展现于世,则更容易认清实质及其影响。

公元前517年,孔子三十五岁的时候,亦即他正办私学的时候,鲁国发生了一场血腥政变,史书称之为“斗鸡之变”。即鲁国权臣季平子与郈昭伯因鸡鹐仗发展到两家人当街相骂。表面看,两家人都缺乏涵养,为鸡毛琐事负气斗狠太不值得;其实,根子扎在朝堂上的争权夺利。根深蒂固的利益矛盾,终因八佾之舞而彻底爆发。当鲁昭公为其父襄公举行祭祀大典时,三十六人的舞蹈队仅留下两人,其他人都被季平子抽调到家中跳舞去了。这是十分大逆不道的事情,所以孔子气咻咻地说:“八佾舞于庭,是可忍也,孰不可忍也”(见《论语·八佾》)。八佾之舞成为季平子与鲁昭公权利之争的导火线,在与郈昭伯、臧孙氏密谋之后,鲁昭公发兵围攻季平子。但叔孙氏、孟孙氏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,发兵援助季平子,更加之奴隶兵前线反戈,鲁昭公失败后逃往齐国。

在这场强枝凌干的政变中,主张“克己复礼”、维护君权及等级制度的孔子,并不尊奉自己的学说,而是在暴风骤雨中,以自身利益决定取舍,迅速放弃主张讨伐季平子的最初主张,对学生孟孙氏(即孟懿子)违背鲁昭公命令,反戈相向不致一词;鲁昭公逃往齐国后,他也不曾以身追随。两年后孔子倒是去了齐国,但不是奉君,而是给齐国嬖臣高昭子做了家臣,并通过高昭子见到齐国之君齐景公,这是他第一次向高位求官。

在儒家门徒们看来,孔子通过高昭子这类小人见到齐景公很不光彩,所以认为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的这一笔是对传主的诬蔑。在此同时,却又承认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但是,没有小人高昭子,孔子又何以能见到齐国的当今?显然,孔子为做官不惜钻营,徒子徒孙们既要在孔子旗帜下乘凉,就需得美化老师,那只有一途可选,不顾事实地取其所需而掩盖秽形。

一次齐景公曾问政孔子,孔子回答说: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”。这既是孔子学说的纲领,也是推销自己的广告词。为获得权势者青睐,需投其所好,得说到对方心窝上。显然他一箭中的,齐景公一听,兴高采烈地称赞道:“太好了!假如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,虽有粮食,我怎能吃得到呢!”是啊,只有举国将最高权势者供奉起来,并任由其随心所欲,他才能高枕无忧,吃得好也睡得香!

君臣父子不可更移的关系,包含了四层内容:第一、皇权至上。皇权是高于一切的最高权力,皇帝的意志就是举国的行动纲领,不容置疑。第二、同国家一样,一个家庭中,父亲处于中心位置,其掌控权力不容渎亵,它是皇权主义的外延,更是皇权主义的基础。后世对这两条做了通俗的诠释,即“君要臣死,臣不敢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敢不亡”,“国不可一日无君,家不可一日无主。”到了现代,又演绎成“某某某挥手我前进”和“三忠于”、“四无限”。第三、权力真理论。在此理论框架下,一家人得服从家长,民众得服从组织,下级得服从上级,举国得服从皇帝。皇帝永远都伟大、光荣而正确,即令错杀了某人,还得称“皇上圣明,臣罪当诛。”在这里并没有是非概念,所有的只是权力标准。第四、皇权占有制。皇帝既然是社会的主宰,他人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皇帝手中,一切社会财富自然归皇帝所有,即所谓的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”所以自古以来私有财产并不完全受法律保护,以皇帝、国家、集体、上级名义侵占他人财产的屡见不鲜。民众将自己的劳动所得也常归功于英雄伟人的恩施,直至今天,还有端碗吃饭前,先得“感谢X主席”,楼门上也要镶了“X恩楼”,以志“吃水不忘掘井人。”请读者思索一下,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什么比皇权思想的影响更大呢?没有,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纲领,他笼罩了中国社会几千年,在民众思想中更根深蒂固、难以动摇,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只所以难以迈步,皇权思想是最为重大的障碍。

正当齐景公拟将尼谿之田封赠孔子时,齐相晏婴说:“儒者奸滑,言无定论;骄傲张狂,难处人下;崇丧遂哀,破产厚葬,不敢使此成为风俗;四处游说乞求做官,不可能为国家考虑;自周室衰微以来,繁复的礼乐形式已缺失多年。今天孔子倡导繁文褥节,几代人用毕生精力都难学成。您想以此改变齐国的风俗习惯,就没有考虑到普通民众接受的艰难。”

晏婴列举儒学的五条罪状,除第二条值得后世重新审订外,其余四条都没有说错;特别是第三、五两条,更和普通民众切身利益直接对立。晏婴毕竟是名垂后世的政治家,他虽处身于统治阶级的营垒之中,然而为了社会和谐与稳定,也要兼顾点“细民”以即普通民众的利益。由于晏婴的干预,更由于“齐大夫欲害孔子”,而齐景公也下了逐客令,孔子只好卷铺盖走人(以上均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。孔子走得非常狼狈,用孟子话说:“孔子去齐,接淅而行”(见《孟子·万章下》)。即正在淘米的时候,得知齐大夫欲加害于他,匆忙中提着湿漉漉的米逃跑。在齐国求官不果,孔子只好带着学生又返回鲁国。

这就是构建皇权至上和等级社会纲领性理论的背景,后世儒家在此基础上加进了夫妻,并提高到“三纲”的高度。儒学理论中,最恶莫过于“三纲”,并由“三纲”衍生出忠、孝、节三重道德。忠、孝、节都不是以己推人的主人道德,是附属的奴化道德,直接服务于统治阶级,扼杀的是被统治者的天性。在这一荒谬理论的指导下,造成几千年权势者骄奢淫逸、作福作威,世代民众低声下气、逆来顺受;造成无数军阀为攀登皇位而进行争权夺利的混战;民众在忍无可忍时铤而走险、揭竿而起等。

后人不究其历史根源,反而将“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”当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。极目四顾,在现代发达的欧美各国,这种所谓的规律还存在吗?为统治者的昏聩暴虐和惨无人道进行辩护,为争权夺利的内战进行开脱,即令不是别有用心,至少也是糊涂虫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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