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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延之死——荆州籍派性大发作  

2012-04-26 11:33:36|  分类: 出师表与隆中对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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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魏延之死——荆州籍派性大发作

         第五次“北伐”,诸葛亮求战不得,进取不能,却在五丈原前僵持着,他所等待的,不是寻找机会同司马懿率领的曹魏主力进行决战,也不是另辟蹊径,避开司马懿主力夺取武功这一战略要地,更不是等待曹魏方面发生内乱好加以利用。当时他积劳成疾,日渐沉疴,但不是令他措手不及的暴病,按照常理,应在疾病沉重时立即撤军。两军作战中最忌讳损折大将,更别说三军统帅,这很容易造成全军覆没。查遍古今中外军事史,除了诸葛亮,再没有久病军营,一定要安排到死后才撤军的三军统帅。

 病榻上,诸葛亮有足够时间整理心思:西蜀以弄得民穷财尽,自己身体和国力都不允许再进行第六次“北伐”;不“北伐”就失去了常驻汉中勉县的理由,须得班师回成都;返回成都后,皇帝与权倾朝野的重臣之间,本来就存在着明争暗斗、难以逆料的变数,更何况九年中辅政不归,排斥打击涿郡籍、益州籍官员将领,五次“北伐”五次失败的责任,软禁皇帝刘禅等,都会遭到残酷无情地清算。这不是小事一宗,是关乎身家性命以至于三族命运的关天大事。他只有一条路可走——死在任所,以人格的自我完善,掩盖已经暴露必遭清算的责任。不夸张地说,五丈原前,诸葛亮是在等死。

 临死时侯,诸葛亮没有忘记荆州藉派系的前途命运,这同他名誉地位以至身家性命以及三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自知在他身后,除了刘禅外, 魏延已经没有了制约。如果由魏延掌握至为重要的军权,因为所受的窝囊气太多,他会利用手中军权加以报复,首当其冲的则是他的家族以及荆州籍官员。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,诸葛亮不是傻瓜。所以病逝前召开军事会议,排除了首先应该参加的副帅魏延,只召集“长史杨仪、司马费祎、护军姜维等”安排他死后的军事调度。排斥最应该参加军事会议的副帅魏延,当然具有鲜明的阴谋性质。果不其然,会议安排杨仪率领大军秘密撤退,安排魏延率部断后。同时作了最坏打算:若魏延不肯服从,就别理会,别影响大军撤退的既定安排。显然,这次军队调动中,他没有说服魏延协同撤退的打算,而是不惜分裂不顾后果地算计着魏延。

  会开完了,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时候,才派费祎通知魏延。听到诸葛亮病逝杨仪领军的魏延,气势汹汹地说道:诸葛丞相虽然死了,我还在呀!相府官员可以送灵柩回去安葬,我率领诸路大军攻击司马懿率领的曹魏军队,怎么能够因一人之死而废弃北伐!更何况,我魏延何人,怎么能听从杨仪指挥,给他做断后将军!同时扣押了费祎,胁迫其联名发出截然相反的军令。费祎不愧是荆州籍中的佼佼者,见大事骤变,虚与委蛇,在联名签署军令后,表示愿意为魏延说服杨仪交出军权。诚实的魏延相信了费祎,使得费祎能毫发无损地脱身逃回。

  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军事政变,虽然不是针对蜀汉政权的谋反,也是针对代帅杨仪的夺权。此时的魏延已十分狂躁。长期遭受排挤打压的怨气,没有因诸葛亮的病逝稍有渲泻,更为杨仪领军而恶气攻心,他的这一不寻常做法,犯下三个致命错误。

 其一,魏延对形势缺乏基本估计。本来,诸葛亮五出祁山“北伐”曹魏,就是穷兵黩武、一意孤行的举措。西蜀小国寡民长期遭受战争水火的蹂躏,苦战厌战反战的情绪由来已久。诸葛亮一死,将士思归情绪潜然隐藏于举哀的背后,人心思归不可阻挡。在这一非常背景下,欲再发兵与强大的曹魏交战,已经完全不可能。也许魏延只是说一说气话,仅只是说说而已,但这种气话传出去之后,魏延已经同西蜀十万士兵切身利益严重对立,空前孤立的孤家寡人,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,失败命运已必至无疑。

 在杨仪、魏延矛盾激化时,惟一能够缓解、协调这对矛盾的,是成都中枢。此前,两人都有表章飞奏朝廷,相互指责对方“叛逆”。毫无权力的刘禅,只能服从把持朝政的荆州籍朝臣。在情况完全不明的时候,荆州籍朝臣本无从盲目表态,稳妥的办法,是命令双方脱离接触,规定出各自不同的回军路线,将军队带回汉中再调查处理。然而,良性的处理意见并没有产生。按照陈寿的认识,是因为魏延“勇猛过人,又性矜高”的缺点,终造成同僚“当时皆避下之”这一表面和谐,实则过分紧张的关系。紧张关系在关键时候起了重要作用,西蜀高级官吏董允、蒋琬等,像押宝一样“保仪疑延”。依陈寿眼光,这是情绪化处事方式促成的错误判断。

 然而蒋琬、董允等长期从政,久历宦海,大事当头,不会愚蠢冲动到这样没有理智。魏延毕竟是西蜀举足轻重的干城,况且又领兵在外,变数太多。如果真的相信魏延反叛,就应该好言抚慰,将其赚回成都再处理不迟,那是摁一下他喝一口,要杀要剐都是一句话事情,没必要事前惊动,失去扑捉叛臣的机会。旧历宦海,精明干练的蒋琬、董允不会如此盲目急躁。只能有一种合理解释,就是诸葛亮推荐安置在刘禅身边这些荆州籍代表人物的心胸,比起诸葛亮更要狭隘。在关键时刻,狭隘的集团利益屏障了他们视野,在他们眼里,荆州籍宗派利益大于西蜀政权的安危。

  蒋琬等人的表态,不过是党同伐异,是出于狭隘的派系利益“保仪疑延”,想乘此机会将难以驾驭的魏延除掉,从而扫除荆州籍继续掌权的最大障碍,并从五次“北伐”失败中平安过渡。

 其二,魏延不懂得军事政变的特征。军事政变,贵在诡秘而速发,应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,做得对方难以捉摸。既同费祎联名签署了军令,就不能放费祎离开,更何况费祎是荆州籍核心之一。此时的魏延,应在扣押费祎后,再设法赚来杨仪、姜维等,能多赚一个是一个,许进不许出。可爱的魏延,竟然通过公开诚信的手段,想要实现夺权的军事阴谋,这就构成一对目的与手段极不相容的矛盾。费祎一走,军事阴谋完全暴露于手握重兵的政敌,魏延已经失去了制人的主动而受制于人了。在杨仪率兵回撤后,军事政变已经流产,从自身考虑,首先是需要考虑如何安全回撤;其次是保护自己不受追究,至少也应将责任过失降低到最小程度。如反客为主,利用刘禅的不满和愤恨,联合益州籍将领,主动清算荆州籍包括诸葛亮罪责,更有七分成功把握。可惜的是,魏延乃赳赳武夫,除过夺权外安知其他!

 其三,魏延缺乏应变策略。军事政变尚未发动就已流产,原因在于事前缺乏应有的第二套、第三套应急方案,情急造成的直线思维,魏延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。他率领断后部队,绕捷径抢在主力前边,烧断主力回归的栈道。不夸张地说,魏延已有些歇斯底里,根本无视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三对纠纷:第一,将同杨仪争夺军事指挥权的葛杯,发展成两支西蜀大军之间的对立。第二,把诸葛亮退军安排和自己夺取军权的分歧,公开于全军上下,使自己与诸葛亮分庭抗礼;在当时,两人的地位威望势力都不成比例,魏延的弱势十分明显,很难得到将士的支持。第三,全军将士已归心似箭,魏延却要继续“北伐”,无疑,魏延的个人意图,同全军将士的息兵罢战尖锐对立。对突然出现在面前的三对纠纷,魏延都处在孤立地位,更不知化解应对。所以,魏延所部在南谷口与杨仪军队相遇,发生局部战斗时,长期追随魏延的亲兵爱将私属部曲等,都认为魏延没有道理,不愿意为他卖命,于是像瞎子放炮仗——悄没声息地散了,仅剩下魏延父子两个。

 诸葛亮为魏延酿造了一樽鸩酒,魏延又不自觉地端起来一饮而尽,最后的结局已无法改变。魏延被马岱追杀于虎头桥(今汉中市北街十字,有虎头桥遗址),之后,杨仪又将他“夷灭三族”。

 魏延欲杀杨仪是真,叛西蜀是假!魏延要反叛西蜀,没有必要向刘禅表奏杨仪“叛逆”,直接率军北投曹魏对了,何必要南面拦截主力的归路!魏延之死是西蜀派系斗争的结果,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籍宗派主义的泛滥成灾,曹魏虽不曾参与其间,却是最大的赢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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