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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觉照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掩盖在七擒七纵的背后血腥   

2016-04-30 09:13:17|  分类: 出师表与隆中对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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掩盖在七擒七纵的背后血腥

  在准备两年之后,本应由李严或其他将领担当的南征任务,诸葛亮以“虑诸将才不及己”为理由,决定越俎代庖率兵南征。对此,亲信王连曾经上书劝阻:“此不毛之地,疫疠之乡,不宜以一国之望,冒险而行。”(见《三国志·王连传》)但是王连并没有了解诸葛亮更深的意图,所以在“停留者久之”后(同上),依然亲自率兵南下。

  公元225年春,诸葛亮率兵自水路入越嶲,派马忠向东南出兵牂牁(治所在今贵阳附近,辖区包括贵州大部)攻击朱褒,派李恢向南出兵益州(益州郡,治所在滇池,今云南晋宁以东)。诸葛亮一支部队到达越嶲时,本打算在高定部结集时加以打击,殊料高定部下发动军事政变,杀了雍闿及身边部众,另拥立孟获为首领。诸葛亮主力部队击垮高定,并将其杀掉,孟获在内讧之后尚未来得及整合,忽然间折其一臂,只得率部撤退到益州郡。此时,马忠已攻克牂牁郡并将叛乱者朱褒之,李恢部先败后胜。五月,诸葛亮率部南渡泸水,进军云南,生擒孟获,随即留下了“七擒七纵”的千古美谈。

  《汉晋春秋》载:诸葛亮军队到达南中时,听说孟获在少数民族中威望很高,遂决定生擒感化。活捉后,让孟获查看蜀军阵营,并询问道:“我军如何?”孟获回答说:“过去我不知蜀军虚实,所以失败了。今天承蒙你让我看过,也不过如此而已,我肯定容易取胜。”诸葛亮笑笑,让他回去整军再战。凡七擒七纵,而诸葛亮依然要遣返孟获。这时孟获感动了,诚恳地说道:“您呀,具有上天一样的神威,至此之后,南中人不再反叛了。”

  有人反对释放孟获,诸葛亮说道:“若留外人(指蜀军将领),必须同时留下足够的军队,兵留下来又没有粮吃,这是第一件难事;蛮夷刚刚战败,父兄死伤者甚众,若留外人而不留兵,必成祸患,这是第二件难事;更何况,蛮夷累累有叛变杀戮的罪行,自知罪孽深重,若留外人,相互之间都不相信,这是第三件难事。今天我打算既不留兵,又不运粮,但是却能使南中地区服从我方,知道尊卑上下,就彼此相安无事了。”

  历来史学家对此笃信不疑,《三国演义》更将七擒七纵渲染得活灵活现。然而却不曾细想过以下几点:

  其一,冷兵器时代,西蜀军队不占绝对优势,李恢部先败后胜的结局,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

  其二,蜀军劳师远征,主客之势难以移位,千里转输粮秣,陌生地形等对蜀军十分不利。

  其三,战争是兵戎相见、斗智斗勇、血流成河、尸积如山的打拼,不是猫捉老鼠的游戏,不是小孩过家家。稍有不慎,优劣之势立即转换,功亏一篑的教训经常发生。诸葛亮敢玩七擒七纵的游戏吗?

  其四,即令是胜利,每次胜利的结果也大不相同,失败方主帅战死疆场、为部属所杀、为流矢所中、突围脱逃等难以预测,不可能一成不变的次次活捉。

  其五,七擒七纵是古今未有的战争神话,是古今中外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丰功伟绩,很值得浓墨重笔大书特写。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的史料,很多来源于诸葛亮本人或部属,诸葛亮对典籍修撰十分认真,而在传记中,却没有七擒七纵的只言片语。显然,是陈寿对没有依据的过分颂扬断然抛弃的结果。

  至于“南人不复反矣”的颂扬,并没有历史依据。相反,《三国志》明确记载,诸葛亮第五次“北伐”之前,“南夷刘胄反,将军马忠破平之”(见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)。显然,所谓的七擒七纵,是《汉晋春秋》将毫无战争常识的道听途说著入了历史。

  再者,从《三国志》找不到诸葛亮以德感化南方“蛮夷”的史料,却能见到截然相反的善后措施。

  其一,利用当地民众的迷信心理。

  据《华阳国志》记载:南中民众的风俗习惯是相信鬼神和巫婆巫汉,相信诅咒,相信因果报应等,所以官员们常常利用他们的愚昧,以这些手段约束“蛮夷”。诸葛亮班师之前,为南中作画,先画日月天地,君臣城府;再画神龙,龙生蛮夷及牛马驼羊;后画各级官吏,乘大马,坐华车,到下边巡视安抚赈恤;还画了民众牵羊担酒呈贡金银宝货的场面。画成,赐予“蛮夷”。“蛮夷”对此画极为重视,遂以身家性命作出承诺。之后,西蜀早已灭亡了,朝廷每委派官员去南中,“蛮夷”都要将这些拿出来给官员们观看。

  其二,分化互解。

  诸葛亮南征之后,将“蛮夷”青羌族一万多家迁入内地,划分为五部,将家中强壮男子万余人编成所谓的“飞军”,常常被用来冲锋陷阵,所当无前。将老弱病残者,分别发配在内地焦、雍、娄、爨、孟、量、毛、李这些大姓名下,作为私家部曲(私家军)。对地广人稀的南中少数民族来说,万余户可不是小数字。诸葛亮之所以这样做,一方面是缺乏兵员;另一方面是釜底抽薪,将南中少数民族的力量分化瓦解。东汉时移民实边,这时候反其道而行之,可见军阀混战造成人口锐减的后果。

  其三,分而治之。

  考虑到之前的益州郡、牂牁郡、永昌郡、越嶲郡四郡地域过大,所部的人口还多,其间豪族势力盘根错节,容易对蜀汉政权构成威胁。遂将益州郡改为建宁郡,在建宁郡、永昌郡中间,划出一个云南郡;在建宁郡、牂牁郡两郡中间,划出一个兴古郡(见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);另从犍为郡中分出朱提郡(见《诸葛亮集·元和郡县志》),这依然是分而治之的策略,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西蜀政权同“蛮夷”之间的不和谐根源,更没有德化的影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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